近期，美国内部围绕关税政策的斗争呈螺旋式升级趋势。放行还是叫停特朗普关税行政令，美国司法系统仿佛在玩一场“比大小游戏”。
5月28日，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禁止执行特朗普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对多国加征关税措施的行政令。5月29日，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批准特朗普政府的请求，暂时搁置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做出的裁决。就在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颁布暂缓令的同一天，位于首都华盛顿的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就特朗普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对多国加征的关税措施发布初步禁令。6月2日，特朗普政府请求联邦上诉法院阻止此前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裁定其关税政策“违法”的命令。
巡回上诉法院为何搁置裁决
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暂停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决的举措，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措施得以在上诉期间继续实施。
推动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迅速颁布暂缓令的直接动力，首先来自于特朗普政府的应对——特朗普政府在第一时间动用了所有法律手段来捍卫其关税政策。正是这种强硬姿态和紧迫压力金多多，促使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几小时内就作出临时冻结裁决的决定。
其次，对案件所造成影响的考量，也是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作出暂缓令的一大因素。有分析指出，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突然叫停关税令引发了政策和市场的混乱。法官们意识到，如果不暂缓执行，特朗普政府的全球关税政策将立刻失效，美国海关和企业将面对征税与否的巨大不确定性，对国际贸易秩序造成冲击。因此，上诉法院选择先冻结原裁决，以“留待更长期的中止申请和上诉实质问题审理”。从这一角度看，上诉法院的暂缓令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避免政策真空和市场动荡的考量，属于一种审慎的临时保护措施。
在这道命令背后，也可以看出不同政治力量的影响。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无疑对上诉法院的介入表示欢迎，特朗普政府的盟友和部分共和党人士也主张，总统在贸易紧急状况下应有更大自主权。可见，在上诉阶段，总统阵营通过舆论和政治渠道积极影响，支持法院暂缓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以维护行政权限。
需要指出的是，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紧急命令是短期的行政暂缓，只是同意先冻结10天禁令，以便充分审查政府要求长期暂缓的理由。因此这一决定更多体现程序考虑，而未预断关税政策的合法性。
综上，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之所以搁置国际贸易法院裁决，一方面是由于特朗普政府的强力推动和紧急上诉，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法院维持政策连续性的考虑。
联邦最高法院的可能判决
目前来看，特朗普政府已表示如有必要将把此案一路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综合分析，最高法院不太可能简单地给予特朗普完全的关税自主权，但也存在部分支持特朗普的可能性。
首先，最高法院目前保守派以6比3的多数占优。因此，保守派大法官的态度更为关键。近年来，最高法院保守多数在一些关键案件中扩大了总统权力，在涉及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时尤其倾向于给予总统更大余地。然而，保守派大法官中，戈萨奇等人倾向于限制国会向行政部门的过度授权。因此，如果未来举动触及权力分配的敏感点，这些法官未必一味支持总统。
有分析指出，保守派法官在本案中可能出现分化或有所区别的裁决。一种可能是：他们区分不同类型的关税措施，分别做出判决。比如，特朗普对几乎所有国家征收的全球性“对等关税”，本质上是一种普遍性财政措施，与国会征税权直接冲突，因此保守派可能认为越权明显，需加以限制。而保守派法官或许更愿意在涉及治安和边境安全的关税问题上给予总统更大裁量，因而在裁决时作出不同处理。
另一种可能是，最高法院站在更宏观的立场，要么整体支持特朗普政府，要么整体支持下级法院。当然，整体支持特朗普意味着最高法院承认总统在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的前提下拥有近乎完全的关税自主权。这样的裁决将推翻几十年来人们对《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用途的认知，把关税政策大权从立法端移向行政端。但是，即便最高法院多数倾向维护总统权力，也未必给予毫无保留的肯定，他们可能通过狭义解释或部分限定来平衡各方。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法院过去已经几乎50年未直接审理过关税授权方面的重大案件，对类似问题多采取回避。这一次，如果最高法院愿意藉此阐明原则，将具有里程碑意义。
综合而言金多多，最高法院未来对本案的裁决具有不确定性，但完全赋予特朗普无限关税权的可能性较低。更可能的情形是：最高法院在总统紧急权与国会财政权之间寻求一个界限。他们可能部分认可总统可以在特定紧急情况下征税，但同时维护国会在通常贸易政策上的主导权。最高法院可能在法律上划出红线：超出紧急授权范围的“经济性关税”需经国会，真正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有限关税可由总统施行，这样做既可以防止行政权过度侵蚀国会权限，又避免完全削弱总统在国际谈判中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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